尼日利亚史学是非洲史学的重要分支。从全球史学发展的角度而言,非洲史学是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由于非洲史学起步较晚,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相对有限。实际上,非洲史学自有其传统,在非洲摆脱殖民统治后更是得到了蓬勃发展,形成了伊巴丹学派、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和达喀尔学派等重要史学派别,“为非洲史观的确立、方法论的突破和史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贡献”。尼日利亚史学本文中的尼日利亚史学主要指的是尼日利亚本土学者的史学研究。从伊巴丹学派发展而来,因其学术规模和基础之大之深,为西非史学、非洲史学乃至世界史学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非洲历史研究的源泉之一。

  尼日利亚史学的发展先于国家的独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以民族主义史学为特点。这一时期,历史学家将史学作为去殖民化的工具以重塑民族自信,代表人物是伊巴丹学派的肯尼思·迪凯(Kenneth Dike)。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研究方法和理论日益多样化,出现了社会史、经济史和妇女史等研究领域。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是尼日利亚史学高度专业化和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尼日利亚史学更加注重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加强了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本文以尼日利亚史学的第三阶段尤其是近二十年为重点,对其内容、特点及所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作一梳理,力求把握其总体特征,分析其发展趋势。

  近二十年来,面对新的时代需求和挑战,尼日利亚历史学家努力践行“由尼日利亚人书写尼日利亚历史”这一宗旨,推动了尼日利亚历史研究的全面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进入21世纪,尼日利亚历史研究在继承之前的史学成就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历史研究的性质、功用和价值等方面的反思。反思的内容包括历史著作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解释或解决当代问题、历史研究如何凸显尼日利亚的主体性等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尼日利亚著名史学家阿德·阿贾伊就已经注意到,“在非洲研究的所有分支学科中,历史学是所有学科中最无用的,因为它未能将研究与非洲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前文提到的“反思”,可以看作是当代尼日利亚史学对阿贾伊观点的延续,更具时代特征。它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尼日利亚学者对尼日利亚历史的进一步研究——历史反思;二是尼日利亚学者有关尼日利亚历史研究成果的反思——史学反思。

  历史反思主要集中在尼日利亚殖民史、独立后的发展历史、民主化进程等方面。阿贾比利的《合并后的一个世纪:1914—2014年尼日利亚历史和国家建设的反思》一文,通过梳理南北保护领合并后100年尼日利亚的发展,对国家当前的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研究应当凸显尼日利亚的主体性。比如,贝努埃州立大学的阿尔南·特尔法·维克多的《1999—2007年尼日利亚民主化进程的历史分析》一文,反思了尼日利亚民主化进程的得失,回击了西方对于尼日利亚民主化的指摘,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发出了尼日利亚学者的声音。

  在大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尼日利亚史学家对历史理论方法进行史学反思,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著述。尼日利亚裔史学家皮乌斯·阿德桑米与莱索托国立大学克里斯·丹顿的《尼日利亚的第三代写作:史学和初步的理论思考》,对尼日利亚史学发展第三阶段的历史写作进行了详致的梳理和反思,并探讨了用英语进行学术写作的局限。卡拉巴尔大学威妮弗雷德·阿科达的《使用档案进行研究:历史学家的经验》一文,强调口述材料与档案材料对于研究尼日利亚历史的重要性。她认为,不仅要关注欧洲的档案材料,更要重视尼日利亚本土语言材料。伊巴丹大学的克里斯托弗·奥波博在《尼日利亚历史学会:历史研究与尼日利亚民族》一文中,通过梳理尼日利亚历史学会的发展历史,反思了该组织所倡导的历史研究理念和方法对于尼日利亚民族建构的意义,以及历史学能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现实需要这样的重大问题。与之类似,拉菲亚联邦大学的威尔弗雷德·特鲁蒙·乌吉撰写了《历史及其与尼日利亚公共部门发展的关联性》一文,探讨历史与尼日利亚公共部门发展的关系,体现了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在美国森林湖学院(Lake Forest College)任教的尼日利亚学者德斯蒙德·伊肯娜·奥杜古撰有《非洲殖民教育的史学反思:1890—1930年北伊博兰早期英语教育扩张中的国内力量》一文,对大英帝国建设时期西方正规教育在非洲扩张的的原因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奥杜古使用殖民档案和口述资料证明,在西方传教的影响因素之外,尼日利亚国内的竞争与殖民进程的融合,也促进了伊博兰北部的英语教育的普及。奥杜古强调了前殖民地时期尼日利亚内部的发展动力,批判了西方教育史学将尼日利亚本土因素边缘化的研究方法。上述研究都体现了进入21世纪以来,尼日利亚史学家更加关注历史对现实的能动作用。

  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也开始对尼日利亚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如阿菲格博、索因卡、法洛拉等人进行全面细致的个案研究,力求总结和归纳尼日利亚史学研究的一般特点。比如,托因·法洛拉和马修·希顿的《阿菲格博关于尼日利亚的著述:一篇史学论文》、格伦·A. 奥多姆的《尼日利亚历史的终结:沃莱·索因卡与约鲁巴史学》、阿卜杜拉·卡里姆·班古拉的《托因·法洛拉与非洲认识论》,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值得一提的是,哈科特港大学的约翰·恩尼姆格文姆以历史学家恩科帕罗姆·埃吉图乌为个案,考察了尼日尔三角洲的史学发展,强调三角洲史学在方法和理论上的贡献和影响。

  21世纪以来,在新的史学思潮尤其是长时段和全球史等方法的影响下,尼日利亚史学家主张重构各族群的历史,以摆脱殖民地时期“尼日利亚族群与殖民统治者”的二元化简单关系,力图揭示尼日利亚各族群复杂和多样的历史。这一研究理路,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长时段中重新审视约鲁巴、豪萨、伊博等主体民族的历史及各族群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代表性著述有尼日利亚拉菲亚联邦大学的小奥科佩·奥查义·奥科佩的《1800—1900年尼日利亚族群关系的模式和动态》、尼日利亚历史学家托因·法洛拉与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安·吉诺瓦主编的《约鲁巴人的身份与权力政治》、尼日利亚史学家阿迪耶勒·阿菲格博的《尼日利亚东南部地区废除奴隶贸易(1885—1950年)》,以及约翰·恩瓦齐梅雷泽·奥里吉的《自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尼日利亚的政治组织:伊博人的历史》。此外,尼日利亚少数民族也开始获得史学家的关注,如伊巴丹大学的安德鲁·奥赛洛加·索耶尔的《1998—2007年伊乔兰的石油和民族内部冲突》一书,关注伊乔族的民族发展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第二,打破原有本国、本民族视野下的民族与身份的叙事方式,从地方转向全球,关注全球视野中的尼日利亚族群的发展,尤其注重离散群体的研究。比如,从跨大西洋的宏观角度审视民族与身份建构问题的《非洲离散群体:奴隶制、现代性和全球化》《大西洋世界的约鲁巴离散群体》《大西洋世界的伊博人:非洲的起源和离散目的地》《强迫移民:当代尼日利亚中部蒂夫人的流离失所》等。此类研究将尼日利亚各民族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除了关注全球视野中的尼日利亚人之外,也有一些著述考察了归国者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比如,《尼日利亚国际归国者亲属关系构建的民族志》一文探讨了离散群体回归尼日利亚后的民族与身份构建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课题。此外,也有一些微观研究,如《约鲁巴离散群体:伦敦的一个非洲教会》《奥拉达·艾奎亚诺和伊博世界:历史、社会和大西洋离散群体的联系》等。

  总的来说,这些著述将尼日利亚的民族研究置于全球背景之下,使用全球史及全球微观史的研究方法,探讨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尼日利亚离散群体及其与全球化之间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末,犯罪、城市、女性、儿童等主题开始出现在尼日利亚文学作品中。这些主题在最近20年历史学研究视野中得到了持续关注。例如,纳萨拉瓦州立大学的阿诺伊·奥诺嘉的《殖民时期尼日利亚警察史学再评价》、奥孙州立大学的奥拉瓦雷·伊多乌的《1960—2007年尼日利亚军警关系的历史》,分别以殖民时期和独立后尼日利亚的警察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了警察、犯罪等议题对尼日利亚政府的影响。

  随着尼日利亚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与社区成为史学研究热点,大批著述涌现。比如,托因·法洛拉与路易斯安那沙勿略大学的史蒂文·J. 萨尔姆合编的《尼日利亚的城市》、伊巴丹大学的穆里塔拉·蒙苏鲁·奥拉勒肯的《1861—1960 年拉各斯的城市生计》、伊巴丹大学的阿尼玛肖恩·巴希尔的《1500—2000年拉各斯的白帽酋长和土地政治》、阿尤德吉·奥卢科菊的《1861—2000年拉各斯的基础设施发展和城市设施》。值得注意的是,阿尤德吉·奥卢科菊的《历史视角下的非洲海港和海洋经济学》对包含尼日利亚港口在内的非洲重要海港及其经济进行了研究,成为当代非洲海洋史及经济史的代表。除经济中心拉各斯之外,其他城市和社区也走入研究者视野。比如,塔拉巴州立大学·苏雷姆里的《对乌穆阿希亚牛贸易社区的研究(1895—2000年)》、拉各斯大学的约翰·瞿科乌梅卡·奥卢卡-恩瓦泽的《乌克瓦尼人和他们的邻居,1590—1970年》、尼日尔三角洲大学的尤佩勒·巴尼戈的《伊乔终极原地成煤说: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等。

  妇女史、性别史是尼日利亚史学研究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尼日利亚女性的历史几乎完全用政治术语解释,这种情况在21世纪发生了改变,学者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妇女在尼日利亚各地区历史中发挥的多方面的作用,包括妇女在财产所有和社会权力行使等方面扮演的角色。例如,伊洛林大学奥耶隆克·奥拉尤布致力研究宗教领域里女性的地位与权力问题,她的《约鲁巴宗教领域的女性》《透过女性的视角:约鲁巴宗教传统和性别关系》等为欧美学界进行尼日利亚女性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玛乔丽·麦金托什闻名世界的《约鲁巴妇女、工作和社会变革》就参考了奥拉布尤的研究。此外,还有一些著述关注女性领导力及其地位问题,如桑皮埃·科庞尼-汤维的《前殖民时期尼日利亚的领导力培训:奥戈尼的妇女传统》、托因·法洛拉的《妇女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角色》等。与女性研究相关的儿童研究也是热点之一,萨希德·阿德林托主编的《尼日利亚殖民地时期的儿童及童年》是近年来的一部重要著作。

  21世纪以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长足进展的尼日利亚史学体现出鲜明的研究特点,成为非洲史学中一支令人瞩目的力量,并逐渐进入全球史学之中。当代尼日利亚史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自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史学趋势与重点在尼日利亚史学中均有所体现,这包括:1. 理论与实践的分野;2. 口述史和历史记忆的兴起;3. 妇女史和性别史的深入;4.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结合;5. 民族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型和全球史的日益重要;6. 环境史研究的发展;7. 探究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纵观尼日利亚史学的发展趋势与研究内容,其一方面继承了本土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也积极汲取国际史学的新成果,非常重视史学新方法和新路径的开拓与利用。结合原有研究优势,进一步更新研究方法和理念,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其中,尤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为特色。拉各斯大学的贾贾团队撰写的《尼日利亚奥戈尼的皮纹学及其史学意义》一文,将医学、考古学、人类学与史学研究结合,调查尼日利亚南部的奥戈尼人的手掌和手指表面的真皮脊形成的皮纹图案,得出奥戈尼的起源可能为西非加纳南部某个部落的结论,为民族史学和部落形态学研究提供了有益补充。托因·法洛拉与史蒂文·J. 萨尔姆合著的《历史视角下的非洲城市空间》一书,将非洲城市史研究与人类学、地理学、文学、艺术和建筑学相结合,不仅详细阐述了非洲城市空间研究在城市史学中的独特之处,还将非洲城市史的研究引入了世界范围内对于城市历史和文化的讨论中。上述跨学科甚至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应用,极大丰富了尼日利亚史学研究的内容。

  尼日利亚历史与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口述(oral)和复述(recitative)传统。20世纪50年代,伊巴丹学派批判了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欧洲史学中将档案资料等同于历史的观念,明确提出尼日利亚要继承前殖民时期的非洲史学传统,将口头传说引入史学。1956年,尼日利亚史学家开始倡导将口头传说融入专业史学研究之中。自此,口述性(orality)成为尼日利亚史学研究的特点之一。这个史学传统在21世纪的尼日利亚史学中得以继承和发扬。尼日利亚历史学家阿迪历基·阿迪埃科将口述材料从口头材料延伸至影像材料,他在《从口述性到视觉性:尼日利亚当代拉各斯的颂歌和摄影》一文中强调,不仅要关注口头记录的材料,也要关注影像史料。曾担任卡拉巴尔大学历史与国际研究系教授、现为人民参议员的桑迪·奥诺将口述史料与尼日利亚年表的建设联系起来,他在《年表和口述历史的重建:以尼日利亚克罗斯河流域的埃贾格汉姆为例》一文中指出,历史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只有通过明确界定的年代,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流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尼日利亚历史学家将年表视为“历史的支柱”。鉴于尼日利亚许多地区缺乏明确的文字记录,使用文字资料进行历史重建的挑战很大。因此,口头资料作为重要的来源,辅以档案材料,可以重建尼日利亚一些缺乏文字材料的地区的历史。

  21世纪以来,尼日利亚史学家致力于使用口述资料,从长时段研究尼日利亚某一民族或地区的历史。以约鲁巴兰为例,研究者将研究时段从约鲁巴起源问题扩展到整个民族的发展历史,地理范围不但包括约鲁巴人实际占领的领土,还包括过去曾受约鲁巴人影响的其他地区。研究者尤其关注约鲁巴民族“近东迁移论”,将研究范围扩大到苏丹共和国等地。在进行上述研究时,研究者都强调了口述史料的重要性。比如,图恩戴·奥杜沃比的《伊杰布的口述历史传统与政治整合》、阿金武米·奥贡迪兰的《伊拉莱地区的派系竞争、社会政治发展和定居点循环(约1200—1900年):约鲁巴社区历史经验的口述传统》,都使用了口述资料考来察约鲁巴兰地区的历史。

  此外,尼日利亚国家档案局设有专门机构对口头史料和口头传说进行收集、分类与保存,批判了将非洲史写成“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这一殖民史学传统,明确提出要继承非洲史学传统,将口头传说资料同历史档案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呼吁结合口头史料与档案史料进行史学研究。对口述史的重视与史学的记忆转向密切相关。但是这也产生了问题:严肃历史研究的前提是为了构建真实的过去,并尽可能通过史料来加以验证,而口述史和记忆研究者没有这样的意图。尼日利亚民族史还应该包括尼日利亚人对自己国家过去的想象,在国家和民族意识形成的过程中,节日、神话、“传颂”(chant)、赞美诗、文学和艺术发挥了作用。过去的重要不仅在于它曾经发生,也在于它是如何被记忆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记忆中的过去无法与发生的过去互相印证。这实际上也一直成为尼日利亚史学或非洲史学的口头传说传统不为世界史学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尼日利亚档案馆做了极大的努力,在尼日利亚国家档案馆的推动下,完备细致的口述资料得到整理和分类,并在欧美史学界的协助下,逐步将这些档案电子化、公开化,给历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三)强调对尼日利亚历史的整体研究,注重对当代事件的历史溯源和理论阐释,突出尼日利亚历史的“非洲性”

  进入21世纪后,尼日利亚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对尼日利亚历史的整体性研究,主要表现在重视尼日利亚通史编纂、历史词典编写,希望通过此类整体性研究,巩固和强化尼日利亚民众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这一研究理念的指导下,《尼日利亚史》《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历史词典》等著作相继出版,不仅使得尼日利亚拥有了完整的介绍本国历史的书籍,也强化了尼日利亚作为一个整体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与对尼日利亚历史进行整体研究相关的,是强调了尼日利亚历史的非洲属性。这一研究路径主要受到去殖民化和后殖民理论的影响,突出了非洲知识生产在尼日利亚历史编撰中的重要性,挑战了尼日利亚历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比如,《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和历史的书写》《约鲁巴专家:非洲本土知识生产》《非洲化知识:跨学科的非洲研究》《去殖民化的非洲研究:知识生产、代理和声音》等著述,均是从“非洲性”和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入手,力求展现非洲知识生产对于尼日利亚国家和民族形成的作用,发挥非洲历史学的实用功能。

  与之前史学研究大多是经验式的描述不同,21世纪以来的尼日利亚史学多以理论分析为主,集中体现在对尼日利亚独立后及内战时期的当代历史的阐释上,涉及民族国家、宗教政治化、尼日利亚内战的根源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当代史为尼日利亚的历史学家提供了开放的阐释空间,成为重塑尼日利亚民族和文化认同的主要场域。相关的代表性著述有《1967—1970 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的天主教会及冲突管理》《1967—1970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的奥鲁—伊博人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将尼日利亚建设成一个民族国家:对一个破碎的盟约的回顾》《尼日尔三角洲危机史及其对尼日利亚经济发展的影响(1958—2009年)》《共同的历史,分裂的记忆:调解和驾驭尼日利亚—比夫拉战争话语中的紧张局势》《尼日利亚的暴力:宗教政治和世俗意识形态的危机》等。

  作为西非史学和非洲史学的重要一支,尼日利亚史学在近二十年取得了长足进展,主要表现在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从通史到国别区域史,从政治史、经济史到文化史、奴隶贸易史,从宏观历史到微观历史,不一而足;研究方法也从单一学科扩展到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研究主体则从一国学者研究发展成为多国学者合作研究。此外,尼日利亚史学秉持非洲视角的学术立场,坚持尼日利亚的历史必须突出非洲特性,成为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有力武器。归根结底,当代尼日利亚史学强调了尼日利亚的主体性,深化了尼日利亚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为非洲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不过,客观而言,当代尼日利亚史学也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史料匮乏与移植西方史学理论的双重困境。当前的尼日利亚史学研究比较注重当代历史,但鉴于部分档案材料的缺失或尚未解密,历史学家也面临着无法获得相关材料的困境。同时,对本土材料尤其是口述材料的过分依赖,时常导致对口述材料的误读和曲解,因而难以保证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造成了本土历史学家研究的精确度不高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尼日利亚史学虽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在理论和方法上主要是继承前代学者,新意并不突出。以宗教史研究为例,目前的研究从方法上仍未突破或拓展新史学倡导者阿德·阿贾伊和阿严德拉取代旧史学“传教史”的“非洲教会史”范式,落脚点仍落在基督教对非洲精英阶层的塑造之上,难以走出宗教和民族的局限,难以解决尼日利亚当前国族认同问题。由于缺乏本土原创的史学理论,导致史学家过分依赖西方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因此,虽然尼日利亚史学家强调打破“欧洲中心论”的窠臼,但事实上依旧是在“欧洲中心论”所设定的语境中转圈,其所提倡的区别于旧史学的新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史学的移植。在一些影响尼日利亚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上,史学研究明显不充分。这包括尼日利亚的内战史研究,尽管内战史学是尼日利亚当前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目前主要以伊博族学者的研究为主。这两个困境是制约尼日利亚史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是今后尼日利亚史学家要重点解决的理论问题。

  第二,尼日利亚的民族研究没有走出个体民族研究和历史研究中的民族认同不足的局限,民族认同因素在历史研究中尚未解决。不论是国内民族研究的基本情况及背后的研究动因,还是国外离散群体的研究,基本都是国内各个族群的延伸。民族问题与当前各地方政治冲突关系中的历史研究成为维护个体民族利益的工具,部分学者对前殖民地时期尼日利亚的民族身份和政治社会生态过度美化。虽然客观上为研究豪萨人、约鲁巴人、伊博人奠定了身份认同的基础,但由于过于强调语言(豪萨语、约鲁巴语、伊博语等)与身份认同的关系,不免将历史重建与政治认同纠缠在一起,陷入了民族主义的窠臼。此外,这类研究过于强调“记忆”在前殖民地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而所谓的“记忆”一般与某一族群联系在一起,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尼日利亚史学中的民族主义意识。众所周知,民族主义史学是一把双刃剑,它虽然可以增强民族认同,使某个民族获得主体意识,但也会遭致一种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为历史研究带来诸多不便。此外,在海外任教的尼日利亚史学家群体值得关注,他们合法拥有双重国籍,成果属于两国共有,对于传播非洲史学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和作用,但其拥有的西方学术背景和所受的西方思想影响,对国内史学也产生了影响,他们提倡的全球史视角下的尼日利亚史学研究一方面将尼日利亚史学带入世界史学,另一方面却消弱了非洲的主体性。

  第三,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使用语言的本土化程度较低。首先,史学家对底层民众的关注不够,而底层民众占尼日利亚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历史才更具代表性。其次,尼日利亚大学里从事尼日利亚史和非洲史研究的学生人数在逐年减少,甚至低于欧美高校的非洲史专业学生,尼日利亚历史学科出现萎缩态势。最后,使用本土语言撰写的史学著述非常少,利用本土语言档案或史料的著述也不多见,这些都导致尼日利亚史学发展出现不平衡的状态。

  尼日利亚史学若要获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及时克服上述三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既有实践上的不足,也有理论上的缺失,更有观念上的陈旧等多种因素。这就需要尼日利亚历史学家秉承自身乃至非洲史学的优秀传统,在汲取西方史学的可取之处的同时,加强本土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唯如此,尼日利亚史学才会迎来更加精彩的未来。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